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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day, 10 June 2013 09:18

中文讀享夜:台灣電影的歷史軌跡

政大書院電子報第十五期2013.06.09

中文讀享夜:台灣電影的歷史軌跡-李福鐘老師

【書院記者陳冠達採訪報導】5月16日的夜很復古。中文寫作中心邀請台史所教授李福鐘帶領同學,藉著影像回顧二戰後的台灣電影歷史。李福鐘從簡報中秀出一張張舊時代的台灣映像,從早期風靡全台的台語電影《王哥柳哥遊台灣》、首支國語彩色電影《蚵女》、瓊瑤系列的三廳電影《心有千千結》到台灣新電影時期的《戀戀風塵》。


台史所副教授李福鐘在博雅書房開講,分享二戰後台灣電影的發展。攝影:林熙堯。

 

李福鐘談了好幾部台灣老電影,台下同學們專心地聆聽並勤做筆記。攝影:林熙堯。

 

 

李福鐘現場播放《心有千千結》片段,讓同學回味三廳電影。攝影:林熙堯。

 

 

  

 

台灣人很早就會看電影,很晚才會拍電影!

「台灣人懂得拍電影是跟日本人學的。」李福鐘指出,電影在1895年誕生,日本因為「脫亞入歐」的策略,早在1900年代開拍電影,中國上海則整整晚了10年。由於電影昂貴的技術及資金成本,台灣雖早在日治時期即有戲院、劇場,主要仍是播放外國片。

 

1949年國民黨遷台,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,上海電影從業人員多數逃至香港。其中邵氏電影集團便在香港立足,成就當今香港電影於華人圈的重要地位。

 

台語黑白片時期(50、60年代)

李福鐘進一步解釋戰後台灣電影的淵源。台灣電影業可分為三支,日治時期嘗試實驗電影的同好;國民黨大老陳果夫從美國買來一批電影器材,成立「農業教育電影製片廠」;國防部的「軍聞社」。不過,李福鐘指出,後兩者僅為宣傳所用,被意識形態所綁,無益於電影業的發展。

 

不同於政府把持的電影資源,50、60年代台灣的台語電影大行其道,造就台灣商業片的濫觴。起先是雲林麥寮人陳澄三的歌仔戲班「拱樂社」,因檔期太滿而分身乏術,興起拍片的想法,於是1956年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問世,該片還一度遠送至東南亞播映。

 

李福鐘表示,觀察《台北發的早車》(1964)、《泰山寶藏》(1965)、《大俠梅花鹿》(1961)等,可以發現台語黑白片雖然粗製濫造,但「題材不受限」、「充滿想像力」。直至70年代,因為家庭電視的出現才導致台語片式微。

 

國語彩色片時期(60年代開始)

時任中影總經理龔弘被譽為「台灣國語片之父」,不同以往宣傳電影,龔弘開拍具娛樂性質以及鄉土情懷的彩色國語片,主打「寫實健康路線」,在1964年分別推出《蚵女》與《養鴨人家》,締造賣座佳績。其後,因應台灣失去聯合國席次,各國大使館紛紛撤台,政府在70年代大力扶持愛國電影,如《八百壯士》、《梅花》等。

 

1973年《心有千千結》啟用俊男美女、流行音樂的推銷手法,讓「三廳電影」風靡全台,是當時年輕觀眾的心靈寄託。電影中大量的棚內景如餐廳、客廳及咖啡廳;不食人間煙火的對白、劇情;人物出現在別墅、轎車等豪奢場景。李福鐘強調,「這是需要被研究的電影。」他認為,這樣的時代潮流,是需要被承認的社會現象,並可以成為歷史材料。

 

記者出身、曾待過北京兩年的李福鐘觀察,日治時期的精細文化,國民黨的江南政權,並由三廳電影奠定了台灣愛情文藝片的基礎,讓「溫柔」是台灣的強項;鄧麗君之所以大紅於中國,正是那種無可取代的溫柔嗓音。李福鐘強調,台灣特有的多愁善感、吳儂軟語,是其他華人圈超越不了的電影文化。

 

台灣新電影時期(80年代)

「台灣電影在國際上得獎」是這個時期的註腳。侯孝賢、吳念真、楊德昌等導演,他們透過深具寫實主義的鏡頭語言,敘述台灣獨特的生活美感。李福鐘認為,正是這些深厚的哲學及美學,讓台灣電影屢屢能在坎城、威尼斯及柏林影展拿到大獎;唯獨,台灣觀眾並不買帳,導演們僅靠著新聞局編列相關預算,如拿「救濟金」般過活。

 

關於這類電影的文藝性質,政大語言所研究生林琨瀚問到,「如何定義文青?」李福鐘坦承,他的電影經驗停留在台灣新電影時期,他認為近60年台灣最偉大的電影是導演楊德昌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。他提到,成長過程沒有MSN、臉書,從國中開始學著寫情書,端正字跡及廣泛閱讀成為最重要的事;屬於他們年代次文化的「浪漫」,現今年輕世代不復存在。

 

歐文法一陳歆予請教李福鐘對《賽德克巴萊》的看法。李福鐘不諱言,從戲院走出後,「就知道這片不會得獎!」他認為,《賽》片電影語言接近好萊塢,雖可吸引台灣觀眾觀看,卻可能流於「浮面」,而不夠「矜持」;但這部片確實能讓觀眾了解原住民文化。